目次

 

一、行为决定存在：卡尔•施米特的邪恶转变

 

二、平庸之恶的重申：瓦尔特•本雅明的惨痛悲剧

 

三、理想国的幻灭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

 

 

 

行为决定存在：

卡尔·施米特的邪恶转变

 

在历史评价中，卡尔·施米特可谓毁誉参半的典型。

 

赞誉者认为他是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，其光芒甚至盖过韦伯；批判者认定他以法律的名义神化暴政，使民主政治沦为“烧焦的记忆”。截然相反的评价可能源自施米特思想的一次重大转折，这一转折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 

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，希特勒的野心就已充分暴露，敏锐的人也已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施米特就是这些敏感者之一，他曾将纳粹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，并主张断然解散纳粹。

 

1933年1月30日，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。当夜，施米特失魂落魄，借酒浇愁，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独自一人，心情沮丧……希特勒将要成功……那个人已经疯了。夜晚冷得可怕。”

 

在随后的几个月中，施米特一直躲在家中，保持沉默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都以为他在做逃亡的准备。

 

1933年4月22日，哲学家海德格尔致信施米特，劝其加入纳粹党。差不多10天后，施米特申请加入纳粹党，随后作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举动，他对纳粹事业的忠诚，甚至超过元老级纳粹党徒，他的《元首维护法律》一文常被视为德国司法界人士堕落的典范。他通过精湛的法学技艺，为希特勒暴政的崛起提供合法性基础，铺平第三帝国通往极权与奴役之路。

 

借施米特之手，纳粹的蓝图逐渐成为法令、法律，不仅如此，第三帝国的法哲学框架也由施米特一手搭建。

 

他不断撰写权威论文，用精美的文笔礼赞德国从委托专政向主权专政的转变。1934年6月30日晚间，史称“长刀之夜”，在未经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，希特勒清除了一切反对派。施米特随即表态，支持清洗活动的正当性，宣称政治谋杀是行政法的最高形式，“元首的行为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”。

 

施米特以学术的名义，将“人”从德国民事法中移除，声称只有德国人的血统和荣誉才是法律的基本原则，而犹太人根本不配做法律的主体，是应当被消灭的对象。这一思想，源自施米特著名的敌友理论，既然是敌人，消灭就是理所当然的。

 

施米特何以有如此蜕变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他倒向纳粹怀抱之后的所作所为，今天看来，即使不是邪恶法律制度诞生的始作俑者，也是为邪恶法律制度献可替否的帮凶。

 

清澈的精神之泉，经过他的污染变成浑浊的死水。法律作为最高级的生命秩序，陷入空前的混沌凌乱。

 

与施米特思想“复兴”相应和，国内推介施米特学说者渐成气候，并多有溢美之词。

 

刘小枫教授在施米特文集《合法性与正当性》的“编者说明”中写道，施米特“明确主张对反魏玛宪法的政党（纳粹）实行党禁。施米特的警告不仅无人理睬，反而遭到自由民主派法学家的口诛笔伐”。言下之意，施米特实有先见之明，是德国人没有遵行他的训诫，才落得后来的下场。

 

根据谢拉特博士的研究，施米特最初希望凭藉专制来完成对纳粹的党禁，背后体现的正是反自由主义的独裁倾向，与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实在格格不入。而当纳粹上台后，其种种倒行逆施无不符合施米特的观点构想，这便清楚说明施米特为何最终选择加入纳粹。

 

退而言之，即使魏玛共和国接受施米特的建言，以专制消灭纳粹，也无法改变这个国家异化的趋势，还会迅速衍生新纳粹，因为早已隐伏的纳粹思想只等破土而出的一刻。

 

在魏玛共和国早期，施米特的作品便充满反自由主义气息，比如在1923年的《当今议会制的精神状况》一文中，施米特便主张独裁制比议会制更符合民主，因为独裁政治“能够立即执行民族的集体意志”，而在议会制下，集体意志却会受到少数人的钳制；再如1928年的《宪法学说》一书，认为宪法是指具体的统治和服从关系，离开了这种关系，社会现实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秩序可言。

 

就像动机不是评价行为优劣的要素一样，人的功过得失，取决于实际行为而不是事后言说。好比有人一生行骗，使很多人陷入窘境，却坚称自己诚实善良。

 

同理，施米特在1933年至1945年间曾有不容反驳的恶行，这是他的哲学遭遇政治以后的人生主调，不认真反省扫除，而任由其诡辩流行，危险的思想幽灵便时刻徘徊，狡猾地隐藏于所谓“时代精神”背后，伺机借尸还魂，东山再起。

 

 

平庸之恶的重申：

瓦尔特·本雅明的惨痛悲剧

 

瓦尔特·本雅明被誉为最好的德语作家，诸如《德国悲剧的起源》、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德译本等名作，均出自他的笔下。

 

希特勒上台之初，作为犹太人的本雅明就察觉到危险与不幸即将来临。为躲避种族迫害，他曾于1933年4月流亡西班牙，租住在伊维萨岛上一家破旧旅馆中。天气闷热，本雅明的皮肤不断长疮，给他带来无尽的肉体折磨。而在心灵上，孤独与不安也让他彻夜难眠，只有写作才能舒缓他的苦痛，著名的《柏林童年》即成稿于此间。

 

居住条件恶劣，获得饮用水都显得异常困难。本雅明出身富裕之家，一向惧怕穷困潦倒孤立无援的生活。深思熟虑后，本雅明决定前往巴黎，重返他熟悉的世界，那是一个让人“活着有意义”的都市。

 

到巴黎后，本雅明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，不仅治好了疾病，见到了其他流亡法国的德国文人，而且还同前妻和爱子有过短暂团聚，一些著名文章也发表于这段时间。

 

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德军攻占巴黎，命途多舛的本雅明重新加入逃亡队伍。起初，他想逃往美国，虽然如愿获得美国签证，但法国当局却不断找麻烦，索要子虚乌有的补充材料，赴美计划遂告落空。

 

赶紧离开法国，是绝望中的本雅明唯一的想法。他在朋友帮助下越过比利牛斯山，计划进入西班牙境内，再转道中立国葡萄牙。向边境的进发出乎意料的顺利，没多久他们就到达了法西边境小镇布港。这里背山面海，俨然一幅描绘救赎的油画。

 

然而，本雅明的逃亡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。他被西班牙边境警察拦下，虽然证件齐全，但警察却说，根据西班牙政府命令，这些证件已于昨晚失效。

 

当晚，本雅明被移交给盖世太保，看押在宾馆中。他打过几个求救电话，无果后心灰意冷地回到房间，料想着在纳粹手里的人生结局。此时此刻，本雅明回想起儿时捉迷藏的场景，无处可藏时，宁可主动暴露自己，也不愿在栗栗危惧中继续躲藏。

 

在这个绝望时刻，本雅明饮下备好的毒药，获得了最后的“自我解放”。

 

本雅明的悲惨遭遇令人动容，需要追问的是，使本雅明在劫难逃的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？应当认为，这股力量同时支配了拦截他的西班牙警察，并使警察成为邪恶的一部分。警察所遵行的命令，明显指向人的种族而不是违法犯罪行为，其邪恶本质不难辨别，但西班牙警察却坚决执行了这种命令，并且一丝不苟，最终置一个逃亡者于死地。

 

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：纳粹军官在法庭上为自己屠杀犹太人辩护，理由是执行命令；东德士兵向翻越柏林墙的平民开枪，理由是执行命令……邪恶制度在一句句“执行命令”中得到落实。每个受害者面对的，从来都不是独裁者本人，而是一些普通人。

 

当邪恶命令向下贯彻时，真正的法律荡然无存，有的只是“朋友－敌人”的政治话语。执行者无条件地服从，彻底放弃自己判断善恶的权利。

 

这就是汉娜·阿伦特提出的“平庸之恶”。

 

这一概念揭示出，每个人在行不义时，即使良心不安，也会以体制为由开脱自己的道义责任，心安理得地完成顺服统治者要求的恶行。平庸之恶潜伏世间，只要时机成熟，越是平庸者，其恶行越是变本加厉。人们心中的道德律，始终面临着平庸之恶的考验。

 

 

理想国的幻灭：

研究者的学术责任

 

两千年来，柏拉图一脉的哲学家都想创建心中的理想国。倘若自己对这一宏伟目标无能为力，便寄希望于统治者，并且相信自己的学识一定会使统治者向真理俯首称臣，最终完成理想国的大业。

 

依波普尔之见，理想国的理念是以健全、强大、统一、稳定为国家的前提，而这一理念始终是某些德国哲学家仰屋著书的指南，如费希特的国民演讲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、尼采的权力意志，比比皆是。

 

20世纪30年代，这些德国哲学家翘首以盼的能够实现他们理想国的人终于出现了，这个人就是希特勒。他自诩为哲学家的领袖，有能力将理想化为现实。

 

希特勒的言行得到彼时桂冠哲人海德格尔的大力支持，不过海德格尔本人并不想做希特勒的奴仆，而是另有打算。他为自己设定了特别的角色：希特勒的导师，梦中的哲学王。纳粹失败后，海德格尔声称，葬送了真理与伟大的，是纳粹党人，一切与他无关。

 

然而，这一切并非与他无关。

 

纳粹的所有暴行，战争，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屠杀，在许多德国哲学家的著述中早有端倪。履霜坚冰至，事出必有因，可以说，纳粹行径正是某些德国哲学家心中所有不安因素的一次总爆发。

 

在战争问题上，希特勒从尼采的思想中汲取养料。比如尼采1884年写道：“人必须从战争中学到两件事：第一，将死亡与我们为之而战的利益联系起来，那让我们值得尊敬；第二，人必须学会多做牺牲，对事业有足够的重视，而不是吝惜自己的性命。”

 

对战争的赞赏，使尼采在20世纪初的德国非常有名，他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仅一战期间就印刷15万册，分发给前线士兵。正是在尼采身上，希特勒找到了自己鼓吹战争的哲学基础。

 

反犹在纳粹德国也绝非偶然事件。

 

某些德国哲学家中的反犹言论甚嚣尘上，屠杀犹太人的祸根早被埋下。

 

康德宣称，犹太人永远无法拥有道德，犹太教应遭废除。费希特主张德国例外论，认为应当维持德国血统的纯正性，“不能给犹太人公民权利，除非有人砍掉他们的脑袋，换上新的，并且不能有任何一丝犹太观念”。黑格尔将犹太人排除在文明之外，坚信理性的神殿高过犹太人的所罗门神殿。费尔巴哈将犹太人描述成非理性的和原始的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 

希特勒在反犹问题上从未有过任何创见，只不过是让一棵毒树结出果实。

 

回顾这些哲学家们惊心动魄的话语，不得不深思，研究者可否真的只顾构建自己的蓝图，而不必关心这张蓝图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后果？目前的确有观点认为，研究者只负责提供思想，至于统治者用这些思想做什么，则与他无关。

 

历史是无情的，希特勒真的帮助某些德国先哲实现了梦想，可这些实现了的梦想给人类带来的，不过是通往理想国之路上破碎的躯体与扭曲的灵魂。

 

施特劳斯提醒世人，现代人常常忘了“好与坏”的标准本应逻辑地先于“进步和倒退”的标准。雅斯贝尔斯在《马丁·海德格尔札记》中写道：“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可堪称为哲学冲动的东西，那么，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！用它为理性、人类价值和可能性的实在服务，切勿为魔法为虎作伥！”

 

在哲学、法学日新月异的当下，确实应该放缓脚步，重新审视过往，以免重蹈覆辙。

 

1833年，海涅在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》中激情澎湃地写道：“德国的革命决不因康德的批判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，以至于自然哲学发生在先，就会开始得更温和些。革命力量是通过这些学说发展起来的，它只期待着那日子的到来，那时，它要爆发出来，使全世界震惊。”

 

海涅的预言在100年后终于变为现实。但是，海涅没有想到的是，100年后的纳粹德国因为他是犹太人就焚毁了他的全部著作。